阻碍你融入的不完全是口音，而是说外语时感情上的“别扭”

Peccos TimeMachine

某个早晨，图书馆楼下的咖啡厅里进来一个亚洲学生，用带着口音的英语怯生生地对店员说：“你好，我想要一杯卡波其诺。”  
“不好意思。请问你要什么？” 

“卡波。其诺。”   

金发碧眼的年轻店员依然没听明白，转身从里屋叫来一个年长些的同事。这位同事显然没有要弄清楚的念头，拿起角落里的一张餐牌，用极缓慢的语速对亚洲学生说：“我们这里只有这三种咖啡：淡咖啡，黑咖啡和去咖啡因的咖啡。请问你要哪种？”他的手指着餐牌上的Light, Dark, Decaf，随着说话逐个移动。旁边的意式咖啡机安静地在台上摆着，那个简易的美式滴滤咖啡机倒是在店员身后敬业地运作。 

学生也放弃了再说一遍卡布奇诺(cappuccino)的打算，指着淡咖啡说：“就要这个吧。”  

“Room for cream?” 店员问道。  

“什么？”  

“Any room for cream?”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问需要给奶油一些空间么？其实是问咖啡里面要不要加奶？）  

“我只想要一杯咖啡……”学生怯生生地回答。 

店员从一摞八盎司的纸杯顶端抽出一支，往里面倒满了咖啡，利落地递给他。

“天哪。这么黑的咖啡，啥都没加。叫人怎么喝啊？”学生接过咖啡，不禁用中文嘀咕了两句，迷惑地离开了。

这类尴尬在国外的咖啡厅里屡见不鲜。许多留学生、移民都可能有碰到。之前在国内参加各种考试培训，准备各种文书写作，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获得国外高校的录取。本以为凭着过硬的语言考试成绩，能在这里大显身手，然后拥有一帮能推心置腹的外国朋友。可现实并非如此，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单词和句型不但很难用上，一些从未听过的生活俚语还时常充斥耳边。一句无所适从的room for cream也许不知不觉剥夺了对陌生环境的控制感，对国内熟悉事物的怀念也暗暗滋生。

第二语言，无论是什么，都是异国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它在慷慨给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束缚。

在这里，我想讲讲有关第二语言的那些爱与焦虑。  

故事还是从咖啡厅开始讲起吧。  

莱斯，一个来自华盛顿州北部郊区的美国姑娘，几年前来到华盛顿大学就读语言学。求学期间，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打零工，毕业后不时去那儿帮手。 

讲起咖啡馆的故事，莱斯总是充满兴致。

“华盛顿大学这几年接纳的国际学生、访问学者越来越多。平时我一天接待的顾客大概三分之一是外国人。等到了暑假，当地学生离开校舍，旅游高峰期就开始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旅行团、学生夏令营，一波接一波。一天下来，一大半都是外国游客。对于我这个学语言科班出身的来说，那里可真是个做外语和社会学研究的好地方。样本数量足够大。哈哈！”这个开朗的女生，握着咖啡杯轻松打开了话匣子。

“亚洲学生有什么共同特点？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东亚学生特别容易辨认。尽管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口音，可不论他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日本人，都非常羞涩，能不多说就不多说。有时候，我会主动跟他们搭话，问他们今天过得如何。他们总是以最简短的语言，有时甚至是一个不愿直视的含蓄点头来终止所有的谈话。这样的情况总是出现，我也就渐渐放弃了要去理解他们的念头。” 

“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这样么？”我不禁追问。

“哦。那当然不是。”莱斯喝下一口咖啡，用肯定的语气开始概括。“欧洲学生一般是两个极端。要么特别热情，跟你聊个没完。要么就带着欧洲人特有的势利傲慢 (snobbish), 用抑扬顿挫的英语点好咖啡，然后端着咖啡杯离开。而中东人又不一样。中东女人因宗教要求带着头巾，特别矜持，说话声音都特别小。或许是为了与之互补，中东男人普遍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莽撞。” 

“你们本地人更喜欢跟哪种类型的外国顾客打交道呢？”   

“说实在的，虽然很多中东人有点蛮横，但至少他们能坚持把诉求表达清楚。相比之下，亚洲人的含蓄反倒让我们无法琢磨。我的同事最担心的就是招待亚洲学生，因为害怕听不懂他们想要什么而把咖啡做错。所以店里一旦出现亚洲面孔，他们就会下意识地后退，叫我去招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美国店员对亚洲顾客冷淡，而亚洲顾客看到我们退却而更紧张的恶性循环。其实双方都应放轻松点，不要害怕语言带来的沟通障碍。”  

害羞、含蓄、内向，这些经常用于形容亚洲人的词汇，对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来讲，相信并不陌生。 

可事实是，这并不能代表亚洲人的性格。我们身边不乏有个性的中国朋友。他们可以在聚会上妙语连珠，幽默机智，也可以仗义直言，对各种社会现象有深刻洞悉，针砭时弊。可一旦在异国，说起外语，大多表现羞涩，不主动。这其中有多少源于语言障碍？又有多少是性格使然？

一年前，小张因公派交流，来到这个城市。私底下的她热情外向，喜欢和中国人聚一起唠家常，很快就有了一帮中国朋友。可工作中的小张并不那么如鱼得水。平时与美国同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组会上，因为听不明白，很少发言。如果有人讲了个笑话，大伙哄堂大笑，她却总在角落里茫然地看着，不知该笑不该笑。

一次单位聚餐，同事围坐在餐桌前，一边享用美食，一边分享各自的生活趣事。平时很爱聊这类话题的她却一言不发，默默吃着盘里的菜。事后，问起她是否尽兴，她告诉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根本说不上话。也不知为何，一旦在需要英文的环境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的外向和主动都没了，我没法发完全投入。”   

“一说英文，感觉像换了一个人。”“跟当地人用外语交流时，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不论我如何努力，都没法清晰地表达感受。讲英文的时候，离那个真实的自己仿佛很远很远，不像中文那样手到擒来。” 

为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在朋友圈里做了小型调查。他们描述的这类困惑相信很多人也有经历。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遇见了一个陌生的自己。而这一切都不如原先的成长环境那样易于掌控。这种熟悉感和控制感的褪却，使得许多留学生和第一代移民在社交场合中缺乏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 

为什么讲外语时无法表达真实的自己？如果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阐述即是，不同的语言会令个体呈现不同的性格吗？这个问题不断被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神经学家讨论，却从未有过一致的结论。

有人认为外语能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从而导致性格的变化；而另一批学者则坚持外在行为的变化源于不同的社交场合与礼仪，毕竟外语是在外国说。可这些争论依然不能解释外语带来的陌生感与隔阂感。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个行为学发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解答的线索。    

经济行为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展望理论中提到一组行为测试： 

政府要应对一场预计会令600人丧命的罕见疾病。目前只有两种方案 :

1. 如果方案A通过，200人得以获救； 

2.方案B若被采纳，1/3的机会救活这所有的600人，2/3的机率600人都无法获救。   

参与测试的医生中，72%选择了有确切结果的A方案，只有28%选择了具有风险的B方案。接着，测试题目被改成了如下： 

3. 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会丧命；  

4.若方案D被采纳，1/3的机率无人丧命，2/3的机率所有人丧命。 

这轮选择中，只有22%的医生选择了方案C，78%选择了带风险的方案D. 两组方案表达的意思相同，却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倾向。

对此，卡尼曼的解释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利更敏感。面对获利，人们偏好保守、确切的选项。例如方案A里提供的具体的获救人数。而面对亏损，人们会本能地回避，所以更倾向通过冒险将损失最小化。这种决策上的思维偏差叫做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阐述这个经济学概念是为了给下面这个实验发现做铺垫。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尔兹·科萨(Boaz Keysar)在一群测试者中重复了这个实验。不同的是，这群测试者这除了母语英语，还会说流利的日文。他们被分为两组，分别用英文和日文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英语测试组依然呈现损失规避的思维误区，而日语组却没有明显的选择偏好。   

选择A方案和C方案的比例都接近50%。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变化源于使用了外语，科萨和他的团队在一所韩国大学召集了一批当地学生，分别用母语（韩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重复实验。结果还是母语组呈现损失规避，而外语组没有。科萨将这两组实验发表在《心理科学》期刊，论文名为《外语效应：外语思考能降低决策偏差》。可为什么外语会造成思维的不同呢？   

位于后脑的杏仁体是产生和处理情感，尤其是恐惧，的重要脑区。神经学家对测试者的大脑磁共振(fMRI)扫描结果显示，在参与损失规避测试的过程中，杏仁体处于激活状态，而其活跃程度与范围大小直接影响测试者对损失的敏感。这种情感的波动正是导致非理性决策的根源。“用外语做决定可以降低情绪反应，因而减少失误。”科萨在《外语效应》的结论部分这样总结。

无独有偶，波士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凯瑟琳·卡德威尔·哈里斯(Catherin Caldwell-Harris)通过对当地学生的皮肤传导反应测试发现，当训斥的语言为外语时，测试者的情绪波动不及母语来的强烈。因此哈里斯认为母语作为主导语言，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近年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何熟练运用外语，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各种语言练习，礼仪培训课层出不穷。如何通过看美剧学英文，怎样成为Party达人，如何跟美国人聊天，这类帖子在各种社交网站和论坛里向来享有很高的点击率。可即便在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在异国经历着尴尬、孤独和局促。

这些资源就像各种门派的功夫，传授的只是招式。对方说这句话时，该怎么接显得自然；用什么俚语能把对方逗乐；聊什么话题能让自己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其实这都是外在的架势，有些架势灵活轻巧，有些则沉稳大方。可很少有人关注核心问题：如何修炼“内功”？为何掌握了各种语言技巧之后，还是没法如母语般直抒胸臆？上述科学发现提出的第二语言引起的情感疏离(emotional detachment)或许才是“不自然”的根源。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正是由于情绪的起伏，才造成许多不理智的决定。情绪真的那么重要么？专门从事人类意识研究的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得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情绪反应是自我意识的基石，是思维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缺乏情绪中枢参与的推理和思考，虽然也能正常进行，但因感性的缺位，个体很难与周围环境通过机体的生理反应（例如心跳、血压的变化）产生联结。许多思绪如同被躯壳锁住了(lock-in)一般。这也许正是许多人无论学了多少俚语和句式，讲起外语时依然感觉不对路，难以展现真实自己的症结所在。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都能清楚地表述观点。可当我需要表达强烈感情时，还是不能准确传达。对方也很难有共鸣。”冯博士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跟我这样提到。

冯博士在美国从事科研多年，有着许多西化的生活习惯。他热衷户外运动，不时在社交网站更新各地的旅游风景照，还有与美国同事聚会的合影。本以为外语带来的理性决策能帮助他在异国的科研工作中获得更多认可，他却给我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实验室组会，大家在讨论一个实验设计。我一开始就觉得那个方案思路不对，根本不可行。所以一直反对，不断提醒大家其中的问题。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后来他们真去做了，果不其然，以失败告终。后来组会上，我重申了当初的观点。可你猜怎么着，他们一致说：‘没有啊，你当时啥都没有说。’不管你做得多好，人家也不一定全盘接受你。毕竟你是在别人的地盘。”

公共场合说话没底气，发表意见难以被采纳，时常被忽略。科萨(Keysar)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轻易相信外国人，是因为他们的口音降低了内容的可信度。为探求口音与可信度的关系，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测试者按语言水平被分成三组：轻口音的外国人、重口音的外国人和母语为英语的本地人。他让这三组人分别对四个说英语的美国人说上一段对细节的描述。然后要求听者对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判断。结果不论口音轻重，带有异乡口音的陈述其可信度明显比母语组低很多。而当听者被告知口音造成的理解困难会导致对内容真实性误判后，对轻口音组的判断已基本与母语持平。可对重口音组的陈述依然表示不可信。

然而，现实情境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语言专家不断提醒你的白人同事和上司：“可不要因为他的口音，而忽略这个亚洲人的意见哦。”外语造成的交流不畅，令许多中国学生和员工不愿在课堂和会议上主动发言。即使说了什么，也常常不被重视。积极性渐渐丧失，不再如以往自信。    

语言学家弗朗科斯·葛斯让(François Grosjean)在新书《双语：生活与现实》中，对外语口音做过这番客观阐述：   

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与口音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在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多少会受母语发音习惯的影响。 如果外语里的发音母语没有，人们会不自觉地用母语里相似的发音替代。（例如，英文里的th发音中文没有，所以很多中国人会将thanks说成sanks）尽管这会让人以为他说的不够地道，但并不代表他不能灵活运用该语言。   

那么口音带来了那些优势和劣势呢？葛斯让对此辨证地评价：口音能使你从人群中突显出来。别人会因此给予你有别于对本地人的期许，但同时也会阻碍你融入他们的社交圈。  

融入圈子，似乎这才是很多海外生活问题的本质。人，作为群居动物，其社会属性决定了要从周围环境中获得认同感。马斯洛在需求理论中也提到，人一旦满足温饱等生理需要，会自发地寻求更高层次的满足。例如周围人的肯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近些年，海外华人的人口构成已发生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留学生和移民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家境更为殷实的上层阶级。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还能通过当助教、助研获得一份还算不错的收入。他们不再需要像上一代移民那样四处打工。学好专业知识，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更多人开始在异国追求精神层面的认同。   

然而，外语带来的情感疏离，和口音造成的融合障碍犹如一道无法穿越的透明屏障，冷漠地竖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许多涉及西方政治和文化的隐喻，虽然字面上能完全理解，却很难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无法产生同等程度的感动。

同时，异乡口音也让西方人给贴上了“外人”的标签，难以建立很深的友谊。一些年轻人因厌倦了一种体制，而选择在意识文化形态不一样的西方国家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没有意料到当有天面对宽阔的天空，壮美的夕阳，精致安全的美食时，已没法找到可以分享这份情愫的同类。这片土地虽赋予了更多言论自由，但那些能自由诉诸情感的对象却不见了。所谓的文化输出与交流并没有想象中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