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社工日志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最近共同的早晨：一睁开眼，伸手摸到手机，还没完全清醒，远方的灾难、争端、求救的声音就已经涌进大脑。 我们像是被裹挟进了一个高度“即时”的世界。 每一次屏幕亮起，都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分崩离析。而在这些时刻，一种不太容易被说出口的道德焦虑也悄然出现：如果我关掉新闻，如果我此刻去感受一杯咖啡的香气，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呢？是不是说明我变冷漠了？ 想要看见，又实在承受不起，这种拉扯正在成为很多人的心理负担。其实这种困境并不意外。人类的神经系统并不是为了处理如此高密度、持续不断的全球性信息而进化的。 同理心本来是为了小规模社群而存在的能力。当我们看见具体他人的痛苦，身体里的镜像神经系统会被激活，心率、呼吸、紧张感都会发生变化，这是一种让我们彼此靠近的机制。长时间暴露在被算法不断推送的创伤性画面与叙事中，我们的身心系统很容易进入过载状态。在心理学中，这常被描述为“替代性创伤”或“共情疲劳”。 如果你最近常常感到胸口发紧、容易烦躁，或者突然变得麻木，请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你的神经系统是有承载上限的。当它感到“过热”，这些反应更像是一种生理层面的警报，而不是你不够坚强。这种麻木，并不代表冷血。很多时候，它只是大脑为了不彻底崩溃，暂时拉下的电闸。 我经常接触一些极其敏感、也极其有责任感的人。Ta们深陷在一种“幸存者内疚”的循环里，会反复问自己：“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流离失所，我怎么能感到快乐？”“我怎么能安心散步、吃饭、休息？” 于是，ta们强迫自己持续地盯着屏幕，反复观看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没有逃避、没有遗忘、没有辜负。但现实往往很残酷。当信息输入超出了心理耐受的范围，我们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要么持续处在高度焦虑和恐慌中，要么为了止痛，被迫与情绪断开连接。 于是，最在乎这个世界的人，往往最先被世界压垮。而当一个人被消耗殆尽，原本想要投入到现实中的善意与行动力，也会随之枯竭。或许，我们需要对自己做一次温和但重要的区分。“知情”，不等于“被吞噬”。 可以试着问问自己：当我一次次刷新同一条消息时，我是在获取新的、可行动的信息，还是在用重复的刺激惩罚自己的无力感？当恐惧和愤怒占满我的神经系统时，我是否还有空间去照顾身边具体的人？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建立心理边界并不是自私，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责任...

2025年即将画上句号。整理完EHR系统里的最后一份数据，比起单纯的成就感，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社群共振”的力量。 这一年，我完成了从个人执业向团体诊所规模化运营的正式转型。但与传统的雇佣制诊所不同，我们依托Mind X 社区建立起了一个横向协作、赋能同行的支持网络。这种转变不仅是业务层面的扩张，更是对心理咨询执业生态的一种重新想象。   临床数据与专业精进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累计完成了769节临床咨询和17次督导小组。即便在10月中旬进入个人休整期前，我也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一个数字背后都代表着一次深度的专业连接。   在临床执业之余，我从未停止对专业边界的探索。2025年，我累计完成了145.75小时的继续教育（CE）进修。除了投入大量精力深耕IFS（内家庭系统疗法）的核心培训外，我还系统性地研习了 DBT 、ACT、图式治疗等循证干预技术。针对PTSD、生殖创伤、 神经多样性 及退伍军人心理健康等专项议题的深度学习，让我的临床工具箱更加充实。此外，我还完成了6小时的高级督导进修以及超过12小时的医疗伦理、法律及文化胜任力课程，以确保每一次专业输出都遵循严谨的行业标准。    在咨询工作之外，我坚持在自媒体平台分享了100余篇心理健康科普笔记。我始终认为，科普是咨询师社会责任的延伸。通过传播科学的心理学知识，能够帮助公众更好地识别心理风险，建立有效的自我保护意识。 职业伦理的守望与抗争 这一年，我经历了一场关于专业边界的洗礼。面对行业内无证行医、误导公众的乱象，我选择了以专业身份站出来进行行业监督。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恶意举报与针对执照的虚假投诉，但我从未动摇。 12月，我正式收到了德州监管部门（BHEC）的函件，告知针对我的所有指控均被驳回。这枚“勋章”让我更加坚信：咨询师不仅要提供治愈，更要守护行业的专业门槛，确保公众获得的心理健康服务是安全且合规的。 重塑执业生态与赋能同行 正因为看透了旧有系统的脆弱，我的私人执业在今年彻底转向了“赋能型社群”。目前已有三位优秀的同行加入，在横向结构中共享资源。借助我们开发的计费与行政系统，我们实现了高效的医保认证与账单自动化，从而将100%的精力重新归还给来访者。 作为创始人，我投入了大量精力打造解决独立执业痛点的增值服务。无论是提升沟通...

“我小时候有ADHD，长大了就好了。” 这句话在国内并不少见。它往往说得很轻松，像是一段已经翻篇的往事，甚至带着一点“你看，其实也没什么”的意味。但真正让人停下来思考的，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它 出现的方式、被使用的位置，以及它覆盖掉了谁的经验 。 如果放在国内语境里，这句话并不意外。ADHD在国内真正被系统性认识、规范化诊断，其实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很多今天的成年人，童年时期根本不可能被评估、被解释、被支持。于是，“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爱走神”，更多时候只是被当作一种性格、一种阶段，甚至是一种“男孩子/小孩子都这样”的自然现象。 不少家庭会下意识地把问题合理化、稀释掉重要性。 “再大点就好了。” “别给孩子贴标签。” “哪有那么多病。” 这些话听起来是在保护孩子，实际上，是在 缺席解释与支持 。 有意思的是，当孩子真的“没好”，而是进入了学业任务更重、要求更高的阶段，同样的行为就不再被宽容了。注意力不集中不再是“还小”，而是“不用心”；执行功能困难不再是“调皮”，而是“笨”“懒”“不努力”。 很多成年人后来回看自己的成长史，都会意识到一种断裂：小时候的问题被轻描淡写，长大后的后果却被个人化、道德化。 所以，当有人说“我小时候有ADHD，长大就好了”，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去听—— ta到底在说什么？ 有些人确实经历过 阶段性的注意力困难 。随着环境变化、角色转变、学习内容更匹配、自由度更高，这些困难不再构成明显的功能损害。这是真实存在的经验，不需要被否定。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叙事，常常被 误当成ADHD本身的普遍路径 。 ADHD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线性的状态。它是一种高度异质化的神经发展特质，受到生物、环境、文化、性别、教育系统等多重因素影响。有的人在童年期症状明显，有的人在成年后才真正“显现”；有的人在支持性环境中功能良好，有的人即使非常努力，依然长期在执行功能、情绪调节、人际节奏上感到很吃力。 对很多真正有ADHD切身经历的人而言，“长大就好了”其实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ta们 反复被要求相信、却始终无法兑现的承诺 。 更复杂的一点在于，自我诊断与自我理解的边界。 在一个长期缺乏专业评估资源、诊断高度污名化的环境里，自我识别本身并不是问题。很多人正是通过自我学习、自我对照，才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一个解释框架。 但当“我小时候可能有ADHD”被直接...

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几乎把全部心理能量都用于维持基本运作时，自我感受会发生什么？ 对于那些经历了复杂性创伤（C-PTSD）或具有边缘性人格特征的人来说，识别、形成，或持续接触一个清晰而稳定的自我，往往是极其困难的。这并非源于缺乏洞察力或反思能力，而是发展环境本身，对自我形成提出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件。 当童年与青少年时期长期处于反复的关系性创伤之中——例如依恋关系不稳定、情感回应缺失、持续的羞耻或威胁体验——心理系统的首要任务不再是整合自我，而是生存。 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可用的心理资源，都会被调动来预测危险、避免抛弃、降低冲突或承受孤立。 自我感的连续性，往往因此被打断。 从发展角度看，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需要反复被映照、被命名、被允许存在于关系之中。但在复杂性创伤背景下，关系本身就是不安全的。自我若过于清晰，反而可能带来风险。 于是，自我不是“没有发展”，而是被迫让位于更紧急的适应任务。 在内部家庭系统（IFS）的框架中，这种状态通常意味着：心理系统被大量**保护者部分（protective parts）**所主导，而核心自我难以保持在前台。这些部分并非病理性的碎片，而是高度功能化的适应结构。它们承担着维持系统稳定的重任： 有的通过高度控制、完美主义或情绪压抑来预防威胁； 有的则在痛苦无法承受时，以更激烈的方式迅速切断感受。 在这样的生存模式下，核心自我并未消失，但常常被这些高度活跃的部分所遮蔽或混合（blended）。结果便是：即便一个人具备理解自我的能力，也很难稳定地体验到内在的连贯、平静或主体感。 这也是为什么，在C-PTSD或边缘性人格特征的背景下，“找回自我”听起来往往既渴望又遥远。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核心自我，而在于：心理系统是否拥有足够的安全条件，让它可以不被迫退居幕后。 而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看，长期创伤状态下的神经系统持续处于高唤醒或解离之间的摆荡。 未被整合的创伤经验以隐性记忆的形式储存在身体与情绪系统中，使得自我体验更容易被瞬时状态所打断。 因此，通往核心自我的路径，很少是通过“想清楚”完成的。它更常发生在系统逐渐放慢、身体信号被允许存在、内在部分开始被区分和理解的过程中。 当保护者部分不再需要全天候工作，当系统开始感受到关系中的安全与一致性，核心自我才有可能被稳定地体验到。 不是作...

我接触过许多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gent）来访者。Ta们中有人有自闭特质，有人被诊断为ADHD，也有人在童年时期就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方式、思维节奏与众不同。每当ta们努力适应社会期待、压抑真实反应、被贴上“太敏感”“太冲动”“不合群”的标签时，我总能看到某种无形的消耗：那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心理创伤。 很多人以为神经多样性只是大脑运作方式不同，而创伤只是经历过重大事件的后遗症。事实上，两者的交集比我们想象得更广、更深。理解这一点，不仅对心理咨询师重要，对职场管理者、教育者、乃至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神经多样性的人更容易被创到 当一个世界的规则、节奏和沟通方式都不是为神经多样性人群设计时，“日常生活”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持续的压力源。被迫伪装、不断地社会比较、面对误解和排斥——这些都可能成为慢性创伤的来源。 持续的掩饰（masking）会带来严重的情绪耗竭和自我怀疑。当一个人长期感到自己“不被看见”“不被理解”，大脑会进入高警觉状态，形成类似创伤反应的模式：焦虑、回避、易怒、感官过载、情绪波动……这些现象往往被误认为只是神经多样性的“症状”，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创伤。 误解与错误归因会让创伤难以被识别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个体表现出强烈的焦虑、注意力波动、对社交环境的回避反应。但如果仅仅把这些看作“ADHD特质”或“自闭症倾向”，我们可能会错过更深层的创伤线索。 创伤反应和神经多样性特质之间有许多重叠。比如，一个经历过校园欺凌的ADHD个体，可能对“被评价”极度敏感；一个多年来被误解为“冷漠”的自闭症者，可能其实是在用“情感切断”来保护自己。若缺乏创伤知情的视角，我们就可能提供了错误的支持，甚至在无意间再次触发其痛苦。 创伤知情的理解是神经多样性支持的关键一环 越来越多研究指出，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心理咨询，也应成为教育、组织管理、社会支持系统的核心理念。对神经多样性个体来说，这意味着在理解ta们的思维与行为之前，我们要先理解其所处的环境是否安全、其感受是否被允许。 创伤知情并不是一套技术，而是一种态度：▫️尊重个体的叙述，而不是急于纠正； ▫️注意身体与情绪反应，而不是只看“功能表现”； ▫️认识到“行为背后有原因”，而不是用纪律或绩效来评估人。 在我的工作中，当我用这样的视角重新审视...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常常谈论“症状缓解”“功能恢复”“药物依从性”。但在很多来访者眼中，ta们更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还“活着”？我是不是在过一个属于自己的、有温度、有意义的生活？ 最近，挪威研究者 Stine Madsen Kvaløy 及其团队对15位正在减药或停用精神科药物的成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当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药物使用时，ta们谈的不仅仅是副作用或焦虑、抑郁的量表分数，而是对“生活”的追寻。 一句话概括ta们的心声：“我想去生活，而不是只是存在。” “重新活过来”的四个方向 研究者总结了四个在人们减药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寻找活着的感觉的四个方向”。 1. 追求有意义的日常生活 很多人表示，药物在危机时刻确实救了ta们，让ta们度过了难熬的低谷。但随着时间过去，ta们发现自己变得疲倦、迟钝、像是被厚厚的棉絮包裹着。 有人说：“我不再为小事开心，也不再真正感到悲伤，我只是……平平的。” ta们开始思考，是否有办法让生活重新充满感受。减药对ta们来说，不仅是医学调整，而是一种想重新参与生活、重拾日常节奏的尝试。想在孩子笑的时候能笑出来，想在清晨能感到阳光的温度，而不是只是“醒来”。 2. 找回“真正的自己” 有来访者描述自己“像个僵尸”，或者“失去了个性”。有的人因为药物剂量太高，连喜欢的音乐、食物、创作都变得无感。 减药成为一种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ta希望再次感受到“我是谁”，哪怕那意味着会重新面对情绪波动、不安或脆弱。 对一些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停药，而是找到一种“既能保持稳定，又不失自我”的平衡剂量。 2. 重新与他人建立连接 情绪被麻木，也让很多人感到与他人的关系变得疏远。药物带来的平稳，有时也削弱了情感的流动。 有人说：“我能维持日常，但我感受不到爱。” 与此同时，也有受访者提到，适度的药物让ta们能保持规律、维系家庭和社交。因此ta们需要不断调整，在“情感连接”和“功能稳定”之间找到最合适的点。 在咨询室里，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矛盾：渴望靠近别人，却又害怕被情绪淹没；希望真实，但又担心再度崩溃。这些拉扯正是生命力回归的信号。 3. 将灵性整合进生活 部分受访者提到，药物让ta们的灵性或宗教体验变得模糊。有人说，在减药的过程中，自己重新感受到了“觉醒”——那是一种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害怕的体验。 t...